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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 年，尤利娅・约菲（Iulia Ioffe）7 岁，由于苏联体制的混乱无序与反犹主义，她的家人带着她离开莫斯科，前往美国。离别时，那位对她态度冷淡的老师送了她一本书作为礼物，并在扉页上题字：“尤利娅，别忘了，俄罗斯永远是你的祖国。”

然而，“不忘祖国” 在当时看来遥遥无期。尤利娅将名字改成了更具美式拼写的 “Julia”，但在巴尔的摩郊区的学校里，同学们却不断提醒她是个 “古怪的俄罗斯人”，让她 “滚回自己的国家去”。她没法跟这些同学解释 —— 在苏联，“俄罗斯人” 是严格定义下的斯拉夫民族，像她这样的犹太人永远无法归入这一群体。

约菲和同学们彼此轻视：她的父母会带她去欧洲旅行、去看歌剧，而同学们的父母则带孩子去百老汇看音乐剧、去佛罗里达度假或是逛商场。不过，最大的差异源于她的女性家族传承—— 约菲的家族中，三代女性都性格坚韧且受过高等教育，其中大多数人是医生或科学家。

她的母亲奥尔加（Olga）原本是耳鼻喉科专科医生，移民美国后转行成了病理学家。在苏联，70% 的医生都是女性，这样的职业背景并不稀奇；但在美国，女性医生却十分罕见。在约菲家，家人默认她和姐姐未来都会成为 “养家糊口的人”。对于那些将母亲描述为 “家庭主妇” 的同学，约菲始终无法理解 ——“他们说这个词的时候，仿佛‘家庭主妇’是一份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业”。在她成长的认知里，这样的母亲总带着几分可悲，“就好像她们没有能力成为真正独立的女性”。

放在苏联的大背景下，约菲一家其实很普通。正如她在书中所写，她们只是“一群普通女性，却恰好成为了历史上最激进社会实验的亲历者与产物 —— 这场实验试图解放女性，并塑造‘新苏联人’”。

直到2009 年，约菲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（Fulbright scholarship）重返俄罗斯，才发现并非所有苏联女性都和她或她的母亲一样。她本以为能在莫斯科见到独立、有职业追求的女性，结果却遇到了这样一代人：她们人生的最大志向，是 “钓” 到一个能养家的男人，这样自己就能待在家里不用工作。甚至还有专门的 “学院”，教女性如何 “捕获” 优质男性。靠谱的单身男性十分稀缺，正如她一位莫斯科朋友所说：“男人就像公共厕所，不是有人占着，就是脏得没法用。”

约菲想不通：一个建立在女性革命者贡献之上的国家，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传统的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婚姻—— 布尔什维克曾痛斥这是 “囚禁俄罗斯女性的牢笼”—— 为何反倒成了如今女性的幻想？

《祖国》一书，便是约菲对这些问题的精彩解答。如今的她已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知名记者，在书中，她聚焦祖国女性的生活，为读者带来了全新视角—— 毕竟在俄罗斯相关的新闻报道中，男性形象始终占据主导。

书中提及的女性既有知名人物：列宁的情妇伊涅萨・阿尔芒（Inessa Armand）与妻子娜杰日达・克鲁普斯卡娅（Nadezhda Krupskaya）（两人均为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推动者）、二战时期的王牌狙击手柳德米拉・帕夫利琴科（Lyudmila Pavlichenko）、“Pussy Riot”（ Pussy Riot 乐队 / Pussy Riot 抗议团体）成员、尤利娅・纳瓦尔尼娅（Yulia Navalnaya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妻子）；也有普通民众：丈夫因被视为 “叛国者” 而被斯大林投入古拉格集中营的女性、玛格丽塔・格拉切娃（Margarita Gracheva）—— 这位俄罗斯母亲的丈夫在普京降低家庭暴力处罚力度后，用斧头砍断了她的双手。约菲的叙事基于大量回忆录、历史文献与访谈，在这段引人入胜的历史中，她穿插了自己的家族故事：祖先在反犹暴行中遇害时，孩子们就在一旁目睹惨状；有些家人侥幸逃过斯大林的恐怖统治、纳粹对乌克兰的占领，以及战后对犹太人的迫害。

这些女性堪称英雄群体，她们完美诠释了尼古拉・涅克拉索夫（Nikolay Nekrasov）那句广为流传的诗句：“俄罗斯女性能勒住狂奔的骏马，也能走进燃烧的茅屋。” 但约菲作为一名清醒的记者，也客观指出：正如她所展现的，这些女性都带着苏联那场社会实验留下的伤痕 —— 正是那场实验塑造了她们的人生。

约菲的叙述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亚历山德拉・科伦泰（Alexandra Kollontai）开始 —— 如今，这位人物已基本被人遗忘。在列宁执政时期，科伦泰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性内阁部长，并主导实施了多项布尔什维克激进改革：同工同酬、无过错离婚、免费妇产医院、免费大学教育，甚至非婚生子女也能获得抚养费。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男女差异，将女性从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。1920 年，苏联还将堕胎合法化。到 1921 年，一份苏联宣传册宣称，本国女性生活在 “一个童话般的国度”。

当然，这样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：在饥荒与战乱的年代，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往往难以落实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女性确实获得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。苏联的识字率大幅提升，到1970 年，该国已成为世界上文盲率最低（识字率最高）的国家。军事训练也是女性的必修课 —— 要想进入大学，苏联女性必须证明自己会开枪、投手榴弹，还能从跳伞架上完成跳伞。

问题在于，男性并未真正接受这种激进的平等理念。在斯大林时期的“大清洗” 中，数以万计的苏联女性仅仅因为是 “被捕男性的妻子” 就遭到逮捕 —— 在当时的认知里，她们不过是丈夫的 “附属品”。许多女性在集中营里生下孩子，却被迫将婴儿遗弃在婴儿床里，听着孩子的哭声离去。前集中营囚犯欧金尼娅・金兹堡（Eugenia Ginzburg）曾写道：“你说不清她们更害怕哪种情况 —— 是担心在埃尔根（Elgen，一处偏远集中营）出生的婴儿活下来，还是担心他夭折。”

尽管如此，1941 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，爱国的年轻女性仍纷纷涌向征兵办公室，要求保卫祖国。约菲的一位祖先齐利亚（Tsilya）就是其中之一：当她发现自己乘坐的军列正远离前线时，愤怒之下跳下车，偷偷登上了开往西部战场的列车。

到1945 年 5 月，已有近 100 万苏联女性在红军中服役，她们担任机枪手、战斗机飞行员、高射炮手、步兵军官和狙击手等角色 —— 这些在二战时期的其他国家都前所未闻。约菲在书中提到，有一位德国军官被俘后，要求见一见那个 “精准击中多名德军士兵头部同一位置” 的狙击手。当得知这名狙击手是女性时，他震惊不已。然而，这些女性老兵回国后，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然改变的社会 —— 斯大林废除了布尔什维克多项进步政策。她们不仅受到猜忌，甚至遭到嘲讽，她们撰写的回忆录也无人问津。

即便没有斯大林，父权观念也从未真正动摇。女性既要外出工作，又要承担全部家务。约菲的paternal grandmother（父亲的母亲）金尼亚（Khinya）挣钱比丈夫多，责任也更重，但在家中，这些都毫无意义 —— 她的丈夫绝不会去腌蘑菇，也不会缝补袜子。

战后，苏联男性数量严重不足。那些幸存下来的男性，许多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。约菲写道，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，是女性扛起了重建国家和抚养家庭的重担。科伦泰的改革推行三代之后，女性们已疲惫不堪。约菲逐渐意识到：对女性而言，“可以选择不工作” 其实是一种特权。

书中关于现代俄罗斯的最后几章尤为精彩。约菲剖析了普京的吸引力，解释了为何数百万女性会追捧他所倡导的“文明父权制” 保守理念。在阿列克谢・纳瓦尔尼（Alexei Navalny）遇害前，约菲曾多次采访他；在写到纳瓦尔尼的妻子 —— 放弃工作、专心抚养家庭的经济学家尤利娅・纳瓦尔尼娅时，约菲有力地指出：人们喜爱这对夫妇（普京则忌惮他们），部分原因在于他们 “刻意且带有误导性地” 将自己塑造成了如今许多俄罗斯人渴望的 “理想形象”：“一个传统家庭 —— 男人工作，女人可以自由选择待在家里”。2024 年纳瓦尔尼遇害后不久，尤利娅・纳瓦尔尼娅宣布进入俄罗斯反对派政坛。书中唯一让读者觉得意犹未尽的，或许是约菲对 “女性主义在当今俄罗斯扮演何种角色” 的探讨略显不足。

约菲撰写了大量关于克里姆林宫的报道，如今的她若踏足俄罗斯领土，就面临被捕风险。那个曾被教导“永远不能忘记” 的祖国，如今却将她拒之门外。但如果你想理解俄罗斯，不妨像约菲那样，透过该国女性 —— 这个国家的 “支柱”—— 的眼睛去审视它，这会是一个绝佳的起点。

一位女王的审美野心，不止于王权，更要筑一座“世界最好的博物馆”，让美成为永恒的遗产。两个半世纪的风雨淬炼，三代守护者的执着坚守，让这座文明方舟在传统与创新中始终鲜活。当文艺复兴的线条拥抱时尚摄影的光影，女性的远见与欲求，终成人类的精神净土。

一、序章：258岁诞辰，文化圣殿光彩依旧

2021年12月7日，当全球博物馆仍在疫情后的余波中调适，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（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）迎来了它的258岁诞辰。这座由叶卡捷琳娜二世(Екатерина II)奠基的文化圣殿，未曾因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而失色，反而以两场新展为这一古老的庆典注入了鲜活气息。在静谧的博物馆展厅里，磨损的木地板仍保留着旧时的吱呀声，没有炫目的现代灯光与刻意的展览特效，只有博物馆特有的柔和微光，让玻璃展柜泛着温润的光泽。戴口罩的工作人员如同沉默的守护者，在不远处静静注视着参观者的脚步，既不打扰，也从未远离。

这种久违的学术秩序竟让谢尔盖・尼古拉耶维奇心生暖意 —— 严谨排布的展厅序列、凝练精准的说明文字，构成了一套历经两个半世纪沉淀的科学体系。它摒弃了当代策展中常见的主观随性，始终以艺术所蕴含的永恒奥秘为旨归，坚守着启蒙与蜕变的初衷。在这里，每一刻都是与伟大灵魂对话的时光，是思绪在认知与记忆中自由徜徉的旅程。这种纯粹的精神体验，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愈发显得珍贵。

二、初见：涅瓦河畔的光影，刻下一生的精神羁绊

半个多世纪前的六月雨天，谢尔盖第一次踏入埃尔米塔什，这份记忆依然清晰。那时的入口设在宫殿滨河街(Дворцовая набережная)，他与父母在雨中排队，而后沿着大理石约旦楼梯缓缓上行。墙壁、浮雕、镜面与华丽枝形吊灯交织出的金白光辉，与窗外涅瓦河的水汽氤氲成朦胧的幻境，彼得保罗要塞(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)的金色尖顶刺破列宁格勒阴沉的天空，在少年心中刻下永恒的印记。彼时的谢尔盖，满心渴望走遍所有展厅，亲眼见到那些通过导游手册和模糊复制品相识的艺术珍品。埃尔米塔什，始终慷慨敞开大门，不遮掩、不吝啬、不炫富，以其无垠的广阔与极致的美好，让每个参观者都能感受到专属的精神归属感。

为了再次漫步这些展厅，在心仪的画作前驻足，体验那种难以言喻的幸福瞬间，当年的谢尔盖・尼古拉耶维奇愿意排无数次长队，忍受博物馆小卖部里乏味的果酱馅饼。如今，他依然向着那些毕生敬仰的艺术大师走去：温柔中带着忧愁的华托(Ватто)；纯真得近乎空灵的夏尔丹(Шарден)；笔触冷峻的委拉斯开兹(Веласкес)；沉默却意蕴深长的荷兰小画派(«малые голландцы»)作品，它们装裱在肃穆的黑色画框中，静静诉说着过往。当然，还有伦勃朗（Рембрандт） —— 他笔下浪子那双赤裸粗糙的脚，比任何天才文字都更能表达对宽恕的恳切祈求，每次凝望都能触动谢尔盖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

遍历世界各大博物馆后，埃尔米塔什始终是谢尔盖・尼古拉耶维奇心中不可替代的圣地。它从未让他失望，始终占据着一片只属于它的精神净土。谢尔盖至今仍为错过亚历山大・索库洛夫（Александр Сокуров）的《诺亚方舟》（«Ноев ковчег»）拍摄而遗憾 —— 这部一镜到底的电影，用两个半小时浓缩了博物馆两个半世纪的沧桑，在一气呵成的镜头中拥抱这座无垠的艺术殿堂。

三、传承：三代皮奥特罗夫斯基，为文明坚守29载

一段奇妙的联想将谢尔盖的记忆拉回往昔：他曾在火车站的站台上，看见鲍里斯・鲍里索维奇・皮奥特罗夫斯基（Борис Борисович Пиотровский）出现在 “红箭号” 列车的窗口。这位白发老者面容坚毅，带着丢勒或霍尔拜因画作中人物特有的庄重，在彼得堡多雾的冬夜暮色中，于包厢的方寸光影里渐渐远去。近日，谢尔盖・尼古拉耶维奇与鲍里斯・鲍里索维奇的孙子、圣彼得堡副州长鲍里斯・米哈伊洛维奇・皮奥特罗夫斯基(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иотровский)一同推广一本关于欧洲杯足球赛的新书；而就在前天，是鲍里斯・鲍里索维奇的儿子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・皮奥特罗夫斯基（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Пиотровский）的生日。继承父亲的衣钵后，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已执掌埃尔米塔什29年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他始终在为博物馆的存续与发展奔走，在资金筹措与文化传承的平衡中艰难求索。

谢尔盖至今记得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办公桌后堆叠如山的书籍，以及那条标志性的深蓝宝石色围巾 —— 色泽如同巴黎之夜，为这位学者型馆长的严谨形象增添了一抹波西米亚式的优雅。谢尔盖・尼古拉耶维奇见过他与罗曼诺夫家族后裔共处的场景，也曾目睹他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在叶卡捷琳娜花园中谈笑风生，亲王手中的雪茄烟雾袅袅。他们还一同见证过扎哈・哈迪德(Заха Хадид)的领奖时刻，彼时这位建筑大师已重病缠身、疲惫不堪，却仍专程飞抵圣彼得堡，只为不负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的邀约。

谢尔盖更难忘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在公开听证会上的坚定身影。当年，伊琳娜・亚历山德罗夫娜・安东诺娃(Ир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нтонова)计划将埃尔米塔什的印象派藏品迁至莫斯科，以重建西方艺术博物馆(Музей запад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)，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对此坚决反对并据理力争。这场与他自幼相识的友人之间的冲突，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破裂。外人眼中温文尔雅、克制冷静的博物馆人，实则内心燃烧着炽热的信念。他们与伟大艺术相伴，胸中自有丘壑。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身上流淌着南方的亚美尼亚血脉，更让这份执着多了几分热烈与坚韧。

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着。谢尔盖曾因笨拙地想要掩上这扇门而受到他温和的提醒：“请不必关上。”直到如今，谢尔盖才真正理解，这扇敞开的门正是埃尔米塔什的象征。历经近年的种种考验与磨难，这座俄罗斯最古老的博物馆依然是一座无法被淹没的欧洲文明之岛，正如同叶卡捷琳娜女皇缔造它时那样 —— 是真正伟大的文化殿堂。

四、新生：古典与时尚相拥，续写女王的审美传奇

在2021年的诞辰庆典上，埃尔米塔什如约献上两份厚礼。尼古拉耶夫大厅（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зал）中，阿尔布雷希特・丢勒(Альбрехт Дюрер)的作品展正式开幕，黑白版画与素描作品中凝结着世间的智慧与忧郁，每一笔线条都刻画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深度。而穿过宫殿广场（Дворцовая площадь），总参谋部大楼(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)的展厅里则上演着二十世纪的永恒魅力经典——“美与风格：时尚摄影史”大型展览，该展览从Still Art基金会藏品中精选杰作，霍斯特・P・霍斯特（Horst P. Horst）、理查德・阿维顿（Richard Avedon）、欧文・佩恩（Irving Penn）、赫尔穆特・牛顿（Helmut Newton）等时尚摄影大师的作品齐聚一堂，这些成为时代标志的经典影像，为博物馆注入了现代活力。

十五年前，当谢尔盖・尼古拉耶维奇兴致勃勃地谈论“时尚”(«мода»)时，米哈伊尔・鲍里索维奇总会不悦地纠正：“是’服装史'(«история костюма»)。”在他看来，高级定制与博物馆的学术氛围格格不入。即便谢尔盖曾邀请阿姆斯特丹天才设计双人组维克托&罗尔夫（Viktor&Rolf）助力，也未能改变这种认知。或许是谢尔盖当时不够坚持，也或许是埃尔米塔什本就需要时间来接纳新的艺术形态 —— 这里从不适合急功近利的短跑者，任何一个项目都像是需要用一生去完成的长跑。

如今，时尚终究以自己的方式走进了这座古老的殿堂。去年，英国摄影师塞西尔・比顿（Cecil Beaton）的作品在粉色玻璃珠串背景下展出。今年，康泰纳仕（Conde Nast）集团旗下的时尚摄影杰作也进入了埃尔米塔什的展厅。这场展览恰逢叶卡捷琳娜文化慈善活动日（екатеринские дни）期间，其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。伟大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不仅是开明君主，更是一位热爱美的女性。欧洲最顶尖的天才智囊为塑造她的形象倾注心血，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她自身敏锐的审美、精准的直觉与卓越的公关意识 —— 她渴望在短时间内打造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，而这份愿景最终成为现实。

正如老话所说：“女人想要的，上天也会应允。”叶卡捷琳娜二世当年的雄心，化作了埃尔米塔什跨越两个半世纪的传奇。在这座博物馆里，学术与温度并存，传统与创新共生，每一件藏品都在时光中沉淀为文明的见证。它不仅是艺术的宝库，更是人类精神的方舟，在岁月长河中载着美与智慧，继续驶向遥远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