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 年，尤利娅・约菲（Iulia Ioffe）7 岁，由于苏联体制的混乱无序与反犹主义，她的家人带着她离开莫斯科，前往美国。离别时，那位对她态度冷淡的老师送了她一本书作为礼物，并在扉页上题字：“尤利娅，别忘了，俄罗斯永远是你的祖国。”
然而，“不忘祖国” 在当时看来遥遥无期。尤利娅将名字改成了更具美式拼写的 “Julia”，但在巴尔的摩郊区的学校里，同学们却不断提醒她是个 “古怪的俄罗斯人”，让她 “滚回自己的国家去”。她没法跟这些同学解释 —— 在苏联，“俄罗斯人” 是严格定义下的斯拉夫民族，像她这样的犹太人永远无法归入这一群体。
约菲和同学们彼此轻视：她的父母会带她去欧洲旅行、去看歌剧，而同学们的父母则带孩子去百老汇看音乐剧、去佛罗里达度假或是逛商场。不过，最大的差异源于她的女性家族传承—— 约菲的家族中，三代女性都性格坚韧且受过高等教育，其中大多数人是医生或科学家。
她的母亲奥尔加（Olga）原本是耳鼻喉科专科医生，移民美国后转行成了病理学家。在苏联，70% 的医生都是女性，这样的职业背景并不稀奇；但在美国，女性医生却十分罕见。在约菲家，家人默认她和姐姐未来都会成为 “养家糊口的人”。对于那些将母亲描述为 “家庭主妇” 的同学，约菲始终无法理解 ——“他们说这个词的时候，仿佛‘家庭主妇’是一份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业”。在她成长的认知里，这样的母亲总带着几分可悲，“就好像她们没有能力成为真正独立的女性”。
放在苏联的大背景下，约菲一家其实很普通。正如她在书中所写，她们只是“一群普通女性，却恰好成为了历史上最激进社会实验的亲历者与产物 —— 这场实验试图解放女性，并塑造‘新苏联人’”。
直到2009 年，约菲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（Fulbright scholarship）重返俄罗斯，才发现并非所有苏联女性都和她或她的母亲一样。她本以为能在莫斯科见到独立、有职业追求的女性，结果却遇到了这样一代人：她们人生的最大志向，是 “钓” 到一个能养家的男人，这样自己就能待在家里不用工作。甚至还有专门的 “学院”，教女性如何 “捕获” 优质男性。靠谱的单身男性十分稀缺，正如她一位莫斯科朋友所说：“男人就像公共厕所，不是有人占着，就是脏得没法用。”
约菲想不通：一个建立在女性革命者贡献之上的国家，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传统的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婚姻—— 布尔什维克曾痛斥这是 “囚禁俄罗斯女性的牢笼”—— 为何反倒成了如今女性的幻想？
《祖国》一书，便是约菲对这些问题的精彩解答。如今的她已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知名记者，在书中，她聚焦祖国女性的生活，为读者带来了全新视角—— 毕竟在俄罗斯相关的新闻报道中，男性形象始终占据主导。
书中提及的女性既有知名人物：列宁的情妇伊涅萨・阿尔芒（Inessa Armand）与妻子娜杰日达・克鲁普斯卡娅（Nadezhda Krupskaya）（两人均为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推动者）、二战时期的王牌狙击手柳德米拉・帕夫利琴科（Lyudmila Pavlichenko）、“Pussy Riot”（ Pussy Riot 乐队 / Pussy Riot 抗议团体）成员、尤利娅・纳瓦尔尼娅（Yulia Navalnaya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妻子）；也有普通民众：丈夫因被视为 “叛国者” 而被斯大林投入古拉格集中营的女性、玛格丽塔・格拉切娃（Margarita Gracheva）—— 这位俄罗斯母亲的丈夫在普京降低家庭暴力处罚力度后，用斧头砍断了她的双手。约菲的叙事基于大量回忆录、历史文献与访谈，在这段引人入胜的历史中，她穿插了自己的家族故事：祖先在反犹暴行中遇害时，孩子们就在一旁目睹惨状；有些家人侥幸逃过斯大林的恐怖统治、纳粹对乌克兰的占领，以及战后对犹太人的迫害。
这些女性堪称英雄群体，她们完美诠释了尼古拉・涅克拉索夫（Nikolay Nekrasov）那句广为流传的诗句：“俄罗斯女性能勒住狂奔的骏马，也能走进燃烧的茅屋。” 但约菲作为一名清醒的记者，也客观指出：正如她所展现的，这些女性都带着苏联那场社会实验留下的伤痕 —— 正是那场实验塑造了她们的人生。
约菲的叙述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亚历山德拉・科伦泰（Alexandra Kollontai）开始 —— 如今，这位人物已基本被人遗忘。在列宁执政时期，科伦泰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性内阁部长，并主导实施了多项布尔什维克激进改革：同工同酬、无过错离婚、免费妇产医院、免费大学教育，甚至非婚生子女也能获得抚养费。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男女差异，将女性从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。1920 年，苏联还将堕胎合法化。到 1921 年，一份苏联宣传册宣称，本国女性生活在 “一个童话般的国度”。
当然，这样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：在饥荒与战乱的年代，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往往难以落实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女性确实获得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。苏联的识字率大幅提升，到1970 年，该国已成为世界上文盲率最低（识字率最高）的国家。军事训练也是女性的必修课 —— 要想进入大学，苏联女性必须证明自己会开枪、投手榴弹，还能从跳伞架上完成跳伞。
问题在于，男性并未真正接受这种激进的平等理念。在斯大林时期的“大清洗” 中，数以万计的苏联女性仅仅因为是 “被捕男性的妻子” 就遭到逮捕 —— 在当时的认知里，她们不过是丈夫的 “附属品”。许多女性在集中营里生下孩子，却被迫将婴儿遗弃在婴儿床里，听着孩子的哭声离去。前集中营囚犯欧金尼娅・金兹堡（Eugenia Ginzburg）曾写道：“你说不清她们更害怕哪种情况 —— 是担心在埃尔根（Elgen，一处偏远集中营）出生的婴儿活下来，还是担心他夭折。”
尽管如此，1941 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，爱国的年轻女性仍纷纷涌向征兵办公室，要求保卫祖国。约菲的一位祖先齐利亚（Tsilya）就是其中之一：当她发现自己乘坐的军列正远离前线时，愤怒之下跳下车，偷偷登上了开往西部战场的列车。
到1945 年 5 月，已有近 100 万苏联女性在红军中服役，她们担任机枪手、战斗机飞行员、高射炮手、步兵军官和狙击手等角色 —— 这些在二战时期的其他国家都前所未闻。约菲在书中提到，有一位德国军官被俘后，要求见一见那个 “精准击中多名德军士兵头部同一位置” 的狙击手。当得知这名狙击手是女性时，他震惊不已。然而，这些女性老兵回国后，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然改变的社会 —— 斯大林废除了布尔什维克多项进步政策。她们不仅受到猜忌，甚至遭到嘲讽，她们撰写的回忆录也无人问津。
即便没有斯大林，父权观念也从未真正动摇。女性既要外出工作，又要承担全部家务。约菲的paternal grandmother（父亲的母亲）金尼亚（Khinya）挣钱比丈夫多，责任也更重，但在家中，这些都毫无意义 —— 她的丈夫绝不会去腌蘑菇，也不会缝补袜子。
战后，苏联男性数量严重不足。那些幸存下来的男性，许多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。约菲写道，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，是女性扛起了重建国家和抚养家庭的重担。科伦泰的改革推行三代之后，女性们已疲惫不堪。约菲逐渐意识到：对女性而言，“可以选择不工作” 其实是一种特权。
书中关于现代俄罗斯的最后几章尤为精彩。约菲剖析了普京的吸引力，解释了为何数百万女性会追捧他所倡导的“文明父权制” 保守理念。在阿列克谢・纳瓦尔尼（Alexei Navalny）遇害前，约菲曾多次采访他；在写到纳瓦尔尼的妻子 —— 放弃工作、专心抚养家庭的经济学家尤利娅・纳瓦尔尼娅时，约菲有力地指出：人们喜爱这对夫妇（普京则忌惮他们），部分原因在于他们 “刻意且带有误导性地” 将自己塑造成了如今许多俄罗斯人渴望的 “理想形象”：“一个传统家庭 —— 男人工作，女人可以自由选择待在家里”。2024 年纳瓦尔尼遇害后不久，尤利娅・纳瓦尔尼娅宣布进入俄罗斯反对派政坛。书中唯一让读者觉得意犹未尽的，或许是约菲对 “女性主义在当今俄罗斯扮演何种角色” 的探讨略显不足。
约菲撰写了大量关于克里姆林宫的报道，如今的她若踏足俄罗斯领土，就面临被捕风险。那个曾被教导“永远不能忘记” 的祖国，如今却将她拒之门外。但如果你想理解俄罗斯，不妨像约菲那样，透过该国女性 —— 这个国家的 “支柱”—— 的眼睛去审视它，这会是一个绝佳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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